企业科层制怎么做?海尔张瑞敏打造反脆弱性模式——科层制。海尔企业文化是什么?海尔怎样才能做到永远在无序当中创造有序呢?喜欢哲学的海尔CEO张瑞敏用一句听上去很玄妙的话回答:要像康德所言,“鼓起勇气运用你的理智”。物联网时代,海尔敢于用自己的双脚在地上前行。

从无序中创造有序

关于互联网时代,存在许多说法,而张瑞敏的认识非常独到。“我们今天提到互联网时代,可以发现互联网的本质特征就是‘三个无’:无界、无价、无序。”所谓无界就是没有边界,开放和交互消除了网上的任何边界;无价,就是很多东西的边际成本已趋向于零或者已为零,人们可以免费获取很多资源;而无序是最重要的,就是没有秩序,处在混沌状态,“而创新就是在混沌边缘产生的”。

与这“三个无”相对应,经典管理的三个理论分别失效了。它们是:职能管理理论,各个职能部门之间要实现职能平衡;效率理论,通过流水线实现大规模制造以降低成本;科层理论,通过层级来架构组织。

一句话,企业要从线性管理走向非线性管理。这是2005年海尔开始致力于建立的“人单合一”双赢模式的核心所在:人就是员工,单就是用户需求,把员工和用户需求连接起来。线性管理是把一切都变成静态的,要完成一项工作,就要按照企业的相应程序走,而不是去考虑用户。而人单合一作为一种非线性管理模式,不是以管理为中心,而是以用户的个性化需求为中心。这就导致变化是内嵌于人单合一模式之中的,简单来说就是,用户的个性化需求随时在变化,所以企业也必须根据用户的需求随时改变自己,而不是根据自己的固有运作让用户做出改变。

张瑞敏喜欢读的一本书是塔勒布的《反脆弱》。书中说所有的脆弱和反脆弱的区别,就在于脆弱性都不喜欢变革,不喜欢变化,不喜欢随机性,不喜欢波动,而喜欢安逸。所有复杂的、精密的机制都是脆弱的。由此来看,所有科层制的企业也都是脆弱的,内部设计得过于精密,完全不考虑外界的变化;而当变化一旦袭来,企业往往死无葬身之地。反脆弱恰好相反,喜欢变革、拥抱变革,所有的反脆弱能够发展起来,都是在混乱中成长。张瑞敏所致力于打造的模式具有反脆弱性,因为它是让每个员工都去面对市场,表面上看甚至没有领导,好似乱作一团,但是这样的企业却是最能够抵御外部变化的。

当然乱作一团只是个表象,事实上,人单合一的自主经营体构成一种“自组织”,在外部环境无序化的状态下,能够自动感应外部变化,并及时作出正确的反馈。这是一种在无序中创造有序的过程,或者叫“有序的非平衡”,如张瑞敏所言:“海尔整个组织结构的变化缘自我们组织创新的观点,就是企业要建立一个有序的非平衡结构。一个企业如果是有序的平衡结构,这个企业就是个稳定的结构,是没有活力的。但如果一个企业是无序的非平衡,肯定就是动荡的。我们在建立一个新的平衡时就要打破原来的平衡,在非平衡时再建立一个平衡。”

2012年岁末,我造访海尔新落成的董事局大楼,看到这个的大楼外形是波浪形的,遂向张瑞敏请教其寓意。张瑞敏跟我谈了海尔的“造楼经”:

海尔园内的三个楼各自有各自不同的诉求。最早的楼是中心大楼,它体现的就是一个民族企业的意味,外墙就是北京四合院的灰,柱子是天安门的柱子,天圆地方都在里面。大楼外边又弄了水,那个水在风水上叫“回龙”,即转着圈的龙。

到了创牌大楼,就变成从民族性到国际性的转变,也就是创新,所以整个墙上的窗户组成一个繁体的“门”字,就是禅宗所说的“凡墙都是门”,凡创新的话墙都是门,而不创新的话门也是墙,且大楼前边用了《易经》六十四卦的未济卦。《易经》第一卦和第二卦是乾卦和坤卦,最后两卦就是既济和未济。到了未济其实又开头了,永远是一个无限循环。

到你看到的这个新楼上,海尔就变成一个时代性的企业了,这个楼完全体现了在互联网时代,企业永远应该是一个自组织,永远从混沌到有序。你看这个楼的外形有这样的意思,波状了,表示整个外部环境永远是无序的,但是内部一定是个自组织的概念。

我问张瑞敏,海尔怎样才能做到永远在无序当中创造有序呢?这位喜欢哲学的CEO用一句听上去很玄妙的话回答:要像康德所言,“鼓起勇气运用你的理智”。

敢于用自己的双脚在地上前行

张瑞敏回答所引用的这句话是启蒙运动中最关键的口号。康德1784年在著名的《什么是启蒙?》一文中言道:“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了。Sapere aude! 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83页)

Sapere aude这一拉丁短语的英译是“Dare to be wise”, 或者更准确地说,是“dare to know”(敢于去知)。这个短语最先为贺拉斯使用,但因康德的使用而知名。康德将其作为整个启蒙运动时期的座右铭,并用它来探索他的有关公共领域中的理智的理论。

(康德)

在康德眼里,启蒙就意味着人从自我施加的监管下解放出来。这是一种智力上的自我解放,理智是它的工具。康德没有把从人的未成年状态中走出的启蒙理解为从未成年状态进入完全的成年状态,而是理解为一种使用自己理智的尝试。没有外在帮助地使用自己的理智,这要求一种勇气,去探讨既已存在的观念,并进行公共讨论,借以检验人的理智和偏见。启蒙的批判不是从一种被认为是不可攻击的立场出发来进行论证,而是为新的经验和观念寻求空间,并加以公共性地讨论。

所有这一切,和做企业有什么关系呢?

要想弄清楚张瑞敏回答背后的逻辑,首先要对康德的上文展开抽丝剥茧的分析。

就启蒙运动本身的含义而言,启蒙意味着“照亮”,暗指普通人没有能力运用自己的理智,因而长期处于昏暗和愚昧无知的状态。然而康德在文中使用“自己加之于自己”的说法,说明他认为,人人都有同等程度的理性认识能力,只是他们普遍甘心依赖权威人士的引导,而不是自己去独立思考。由此来看,人类之所以未能运用理性并不是理性上的不足或先天地缺乏理性等,而是个人求知的意志力不足,所以每个人对他们的不成熟、受监管的状态都负有一定的责任。

而要摆脱这种状态,康德尤为强调勇气,因为妨碍启蒙的最主要的因素是怯懦,是恐惧。人的不成熟状态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比如说无知、错误、盲从、迷信、一厢情愿、旧习惯等等,这些都是存在于人类自身骨子里面的软弱、怯懦、懒惰、无能所造成的,人要希望成熟起来,还得学会自己解决问题,自己启蒙自己。而迈出这一步首先需要勇气。

在康德看来,人们缺乏运用理智的勇气,倒是往往不乏依附他人的奴性。人们喜欢得到某个监管人的保护,不用自己“操心”生活中的“琐事”,而能够享受到监管者给予的种种“合算”的好处和舒适。像康德所形容的那样,如果有一个好医生做我的监护人,我就不需要自己去挑选食物;如果有一个好牧师做我的监护人,我就不需要自己去做良心的决断了,如此等等。所以,谁也不能否认,这种无勇气成熟起来的责任一定在于自身。

古老的格言“敢于去知”是一个祈使句,福柯指出,康德用这个短语,实际上表达了一个准则,一种训斥,要对人类下达命令,令其从不成熟的状态走出来。为了自由的生活,为了希望的生活,为了幸福的生活,为了有尊严的生活,要勇敢求知、勇敢运用自己的理智,只有如此才能摆脱不成熟状态。

康德在本人整理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实用人类学》(1798)中说:“人内心最重要的革命就是,‘从他自己咎由自取的不成熟状态中走出’。他不再像迄今为止那样由别人代替他思维,或只是模仿或让自己依靠襻带被引导,现在他敢于用自己的双脚在经验的地面上前行,虽然还摇摇晃晃。”(康德:《康德著作集:第7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23页)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名著《启蒙辩证法》的开篇说:“就进步思想的一般意义而言,启蒙的根本目标就是使人们摆脱恐惧,树立自主。”( 《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年,第1页)这个论断完美地总结了康德对启蒙的认识,并提炼出康德式启蒙的枢纽所在:自主性(autonomy)。

自主性与自发性

就词源意义来看,“自主性”是指“自我”(auto)来决定“规则”(nomos),其题中之义就是自己主宰,为自己而思考和行动。康德认为,人的最高尊严,即在于其为理性动物,能思考,也能自由地抉择与行动,也就是拥有“自主性”。这并不是说,人的所有行事都是理性的,或所有选择都是自主的,而只是说,人具有理性与自由的能力,这种能力是人生在世所共有的。

当强调当家做主时,可以以“自主”译autonomy,当强调规范与约束时,这个词又可译为“自律”。康德发明“他律”(heteronomy)作为自律的相反物,他是第一个对自律与他律做出区分的人。也就是说,要了解康德所谓的自律,一个方式就是与其反面做对比。如果说自律是“自我决定”(self-determination),他律就是依外在决定而行事。当我们做一件事只是为了满足特定目标时,就是被他律牵着走,做一事只是为了要做另一事,而做另一事又只是为了做第三件事,如此等等,为了外在给予的目标而疲于奔命。人成了追求目标的工具,而非追求的发动者,被“物化”以至失去了自由。而当行事出于自律,其依据就是自定的“规则”,人不再是用来追求外在目标的工具。人的自由,人的尊严,正是来自这种自律能力,它标示了人与物之别。这是因为,自由不是为了达成特定目标而作出最佳手段的选择,而是自己选择目标,此一目标本身即终极目标,而非通向其他目标的手段。人可以选择目标,物(与多数动物)却不能。

谈到自主性,讲得比较多的是自律,但自主性还有另外一个层面——自发性(spontaneity),这个词至关重要,因为它意味着在自然因果性之外重新开出一个思路,让我们独立于一切因果条件。这种“因果的绝对自发性”意味着自因,也就是说,我可以被视为相关行为的终极或第一原因,没有进一步的条件,这样我才能完全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由此我所获得的自由也不能来自任何经验或外在的条件,而只能是来自主体本身,更确切地说,是来自主体的理智。这种自发的能力也令人有别于自然界的所有其他东西,让每一个人都成为思想和行动主体。

由是观之,康德的自主性思想具有浓厚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就是高扬人的主体性,主张人是目的。作为纯粹的自我主体,人不受外界的任何限制,可以自己为自己立法,决定自己。

(米开朗基罗作品《创世纪》之创造亚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