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爱民(Amy Wong)，祖籍山东，现籍澳门。她是一位精通澳门及葡语国家法律服务的著名国际律师和专家，专业提供澳门及葡语系国家法律服务已有20年历史。她在2005年即成为首位澳门籍内地执业律师，曾被《南方都市报》《广州日报》等众多媒体誉为“中国律师行业里的CEPA第一人”。

　　她除了拥有自己的广东正澳律师事务所、澳门凯旋知识产权代理公司等实业外，还担任澳门商标协会会长、中葡企业家联合会中方理事会理事、澳门知识产权研究会理事长、广东省律师协会港澳台及外事工作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并先后游历了全球40多个国家，成功策划过10余场国际大型法律服务活动。

　　她就是广东正澳律师事务所主任、澳门FC律师事务所运营总监王爱民。

　　青春有梦 尽力拼搏

　　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任何伟大的人和事物，都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都是通过不断的量变，引发了质变。王爱民的职业生涯同样是一步步攀登，最终成就精彩绽放芳华。

　　谈起当年从事律师的初衷，王爱民感慨万千：“其实成为律师真的是很偶然。高中二年级，17岁的我因为反叛辍学，20世纪90年代初来到珠海打工。因为没有文凭做敲门砖，一份体面的工作也没有。有一天看《珠海日报》，看到两则相邻的广告：一则是有家律师事务所在招聘文员;另一则是珠海电大辅导班招生，辅导的科目有法律会计等等。因为考虑到前一则广告的缘故，天真地认为学法律日后可能好就业就选择了法律。7年的时间考了三十多门课程，考到了大专毕业证、本科毕业证、中山大学颁布的学士学位，及律师资格统一考试，拿到了执业资格，进而从事了律师工作。”王爱民娓娓道来她选择法律的另外一个原因，也是因为以前自己在珠海打工受到过不公平待遇，但不懂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梦想成为律师不但可以保护自己，还可以助他人伸张正义，其实那时候还是“律师”一个很朦胧的概念，并不知道这个职业会带给她什么。

　　一念起万水千山。王爱民2001年定居澳门，那时候港澳居民还不能在内地从事律师工作，直到2004年CEPA(中文全称是《内地与香港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是为促进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经济的共同繁荣与发展，加强双方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贸联系，而签署的框架性协议。)实施，CEPA对港澳居民开放了法律服务市场，她成了第一位拿到内地律师执业证书的澳门居民。但政策同时限定了港澳籍居民律师不可以从事诉讼业务。所以她给自己定位为提供知识产权服务及涉外法律服务。

　　谈起这两类业务的难点，她认为是对律师的要求比较高，律师除了要精通相关的法律外，对语言、外国的营商环境及历史文化都要有所了解。比如说两个不同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人，即便是使用相同的语言沟通，误差率也有30%左右。如果不了解当地的文化及传统，交流起来就更加困难，更何况是法律服务。

　　因此，从2014年起，王爱民开始游历，并先后游历了全球30多个国家，成功策划过10余场国际大型法律服务活动。在不同的国家学习与生活，走进当地人的家庭，学习本地人的文化及传统。这些对于她做涉外业务有很大的帮助。

　　执业近20年来，王爱民精通国际商标注册的程序及规定，主办了大量国内外客户的注册商标案件和异议案件，积累了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办案技巧，并著有多篇专业著作，被多家媒体刊登发表，获得诸多荣誉。并先后担任澳门商标协会会长，澳门知识产权研究会理事长，中国内地-澳门-葡语系国家法律服务联盟副主席，澳门“一带一路”法律服务联盟秘书长，巴西•中国澳门实业协会理事，中葡企业家联合会中方理事会理事，广东省律师协会港澳台侨及外事工作委员会委员，珠海市律师协会知识产权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国际保护知识产权协会(AIPPI)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常设委员会(ADR)委员，广东省海外知识产权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

　　光环背后，当笔者问起她有哪些过人之处时，她谦虚地表示，在业务能力方面，自己从不认为自己有过人之处，大家都做着自己份内的事儿，熟能生巧，个个在自己的地盘内都是专家。如果说自己比别人多少有点成功的话，那是因为自己的一份坚持。

　　她以当年参加自学考试为例，7年的时间，没有老师，没有学友，没有曙光,不知道有没有回报，但就那么埋着头走了过来，拿到了进入律师行业的敲门砖。在事业上也是如此，从2004年执业以来，她的世界就只有两件事：知识产权与涉外法律服务。

　　回顾之前走过的路，王爱民想对年轻律师说：开始几年要耐得住寂寞,不计酬劳埋头苦干，用海量的案件来锻炼自己。通过三至五年的积累，包括办案经验和人脉的积累，会有一条相对比较平坦的阳光大道。但是想发大财就不要做律师了，在我国经济发展相对较快的大环境下，从事别的行业可能比律师行业赚钱多，速度也快。律师赚的只是一份辛苦钱，大多数的律师只是赚取一份比打工者略高的收入，但付出的时间精力却比别人要多。

　　仗义执言 捍卫公平

　　最伟大的力量，就是团队的力量。王爱民一手创办了正澳律师团队，也取得了一些成绩，比如按照CEPA的规定，聘请了第一位澳门执业律师在所内执业，为客户提供澳门及葡萄牙法律服务，也为澳门当事人在内地投资、生活产生的纠纷提供法律服务。但高瞻远瞩的王爱民考虑到，涉外律师业务想进一步发展必须需要一个大平台，故她又加入了瀛和律师机构，现也正计划设立港澳联营律师事务所。

　　王爱民介绍说：“联营律师事务所是由港澳律师事务所与内地律师事务所共同组建的合伙型联营律师事务所，以粤港澳三地不同司法体系的律师，为客户提供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境外上市、境外诉讼等法律服务。这正是我的两块核心业务之一。”

　　谈起对新团队建设目标和愿景，王爱民信心百倍地希望能凭借着加盟大平台，把涉外法律服务推上一个新台阶。为内地企业走出去，特别是走向葡语国家提供法律服务。“我们的长期目标，是协助我们内地企业走向葡语国家时帮他们规划设立境外经贸合作区。境外经贸合作区是我国中小企业为提高海外生存能力和竞争能力、开拓国外市场和规避贸易摩擦等问题,在政府指导、牵头企业带领下集体抱团走出去的新形式。但由于语言的障碍，内地企业走向葡语国家时还是有些难度。我希望可以发挥我的团队的语言优势以及团队中部分成员在非洲葡语国、在巴西都有过执业经验的优势，为走出去的企业提供目标国法律服务及相关的商务顾问、翻译等服务。”王爱民如是说。

　　律师是奋战在法律前沿的战士，这种角色定位使得律师只能在现成法律的框架下进行执业，那么框架肯定有它一定的局限性，对于这一点，王爱民表示，框架的作用有正面也有负面，正面的作用是：在框架的范围内执业律师有安全保障，有行为规范可循可以防范风险。而起负面作用的框架律师是有义务去推动改革的，原因是律师懂法律，懂法理。

　　她以自己的两个案件为例说：2012年4月11日，她在珠海买过一套房，因为当时珠海有个政策，澳门居民在珠海买价值100万元以上的一手不动产，有粤澳两地牌赠送(即自己的车可以从澳门开到珠海)。但2012年4月17日相关部门出政策：从2012年4月18日起就不再受理这类的两地牌的申请，当时一大批(据后来的得到两地牌的数据看，有2万多户)已购房但还未办理两地牌的业主(包括王爱民)来说很不公平，因为很多业主就是冲着两地牌才买房的。王爱民知道那个规定肯定有不合理之处，就联合其他业主据理力争最终争取到了政策曾经承诺的两地牌。

　　另一案例是2015年8月底，王爱民在珠海买另一套房，才知道境外人士在珠海购房强制要求以公证书的形式，而公证费是以房产的价值为计算基础。交这笔公证费时，王爱民表示对这笔收费有疑问。公证处向她出示了一份红头文件，是司法局与房地产交易中心联合发文，强制要交境外人士在珠海购房必须通过公证书。这种红头文件的效力她是清楚的，故拒交公证费并计划提行政诉讼。珠海市相关部门很快出台了《关于简化房地产登记申请材料涉及公证事项的通知》，从9月10日开始涉外、涉港澳台的当事人依据有关合同进行房地产登记的，提交的合同无需进行公证。王爱民深有感触地表示，这两个案例都是律师懂法用法的实证。

　　王爱民作为律所负责人，同时又有自己的几家公司，并且担任过澳门商标协会会长，澳门知识产权研究会理事长等不同的工作岗位。谈起这些，王爱民表示，在不同的岗位思维方式肯定是不同的。作为律师，收了当事人的律师费，就要最大限度的为客户争取合法权益，就必须忠于自己的当事人，忠于自己的职业;而作为公司的负责人，必须考虑的是怎么样管理自己的企业，如果建立团队，团队成员的分工与协作，建立合理的分配机制，企业如何做大做强;而作为社团的负责人，会考虑一些公益活动，举办一些研讨会，加强与各界的联系;维护会员的利益，协助会员拓展业务等等。

　　绽放芳华 不负人生

　　中国律师制度恢复重建已有40余年，王爱民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谈起了我国律师行业的新变化。她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律师不是讼师，不是有纠纷了才来找律师。律师应该是牧羊犬。经济这个羊群走到哪里，律师就要跟到哪里。作为律师，应该为企业未雨绸缪、排难解忧。如今律师行业本身也正在与时俱进，逐步变革。十几年前律师事务所以服务本地企业为主，最近十年一线城市的一些大所开始扩大版图，在各地设立分所。如今律所规模化已基本完成，而律师专业化也逐渐得到认可并付诸实施。

　　谈起对律师的职责定位和人生价值的理解和把握，王爱民认为，下一步，数字化、人工智能等也会对传统的律师行业及业务都会造成冲击。传统的律师业务，还是以提供劳务为主，但是数字化的大背景下，很多工作可交由软件完成。标准化、产品化、团队化是如今法律服务行业的三个热词;而律师行业，也有“国内国际相融合、线下线上相融合、法务商务相融合”的趋势。

　　王爱民曾经到40多个国家参观学习，并成功策划过“一带一路”及葡语系国家涉外法律服务论坛、澳门国际知识产权研讨会等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的大型活动。谈起这些，王爱民表示，出国学习是为了更好地提供涉外法律服务。策划过几次的论坛是考虑到组织活动，一来是因为对于自己也是一个锻炼,组织活动很考验自己的组织协调能力、抗压能力等。另一个原因是因为澳门比较小，中国内地对于澳门的法律需求也很小，实务界基本上没有专门针对澳的内容。在内地举行的大型实务类论坛上，小众的澳门很难有一席之地。而自己办论坛，可以把专家请到自己的主场，为澳门经济发展支招、献计，对澳门如何融入国家的发展大局各抒己见。会议取得了些成绩，希望以后可以继续得到各界的支持与关注，中国内地的各界走去葡语国时，别忘了澳门有这样一群精通中葡双语的法律人才。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律师行业应该怎样积极履职尽责，为法治中国建设贡献力量?王爱民坦言道：“如今中国已从资本输入国变成了资本输出国。中国的资金走出去的时候，我们的律师服务要跟出去。这就象20世纪80年代初西方资金走进来，他们的律所都来到中国开了办事处，为他们的资本服务。现在轮到我国的律师去做这件事。为了中国的资金安全出海，律师的保驾护航必不能缺位;而在电子商贸方面，中国也是走在了世界的前端，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缺位让我们的商品走出去时处处挨打，律师也是应该增强这方面的业务能力，在国际贸易中为中国当事人提供全方位的法律服务。我们的市场才开放了二十多年，我们对于国际规则的掌握还不足，不熟悉规则肯定是要吃亏的。尤其是如今的国际规则多数是由西方国家制定的，但我们在走出去时也是要遵守的。”

　　从浙江叔侄案，到呼格吉勒图案，再到操场埋尸案，一个个沉冤昭雪的背后，都能看到新闻媒体的身影。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一个案件的审理往往会来自媒体、社会的关注，有时候对案件本身也会存在一定的反作用，谈起大众媒体对案件的影响，王爱民认为这个问题应该一分为二，可以正常审理的案件在审判阶段，不应该在媒体上大肆炒作，这势必影响法官的判断，三人成虎的原理。同时也会使经办法官承受不必要的外界的压力，毕竟法律与人情之间还是有界线。但是有些受到权力的压迫，不借助舆论难以受到关注的案件，通过公众的关注引起重视并得以解决，自己是支持的。她举例说，比如近期的聂案，《中国新闻出版广电网》发文《聂案平反激励媒体人继续前行》中称：媒体在聂树斌案改判无罪的历程中树起的一个个“里程碑”，很快将成为历史。新闻史就是一部记录时代、推动进步、守望公平的历史，媒体人书写了新闻史，聂树斌案的平反，必将激励媒体人在履行职责使命的道路上继续前行。再如2003年孙某刚案，是媒体发挥舆论监督功能，通过新闻报道进一步推动了废除收容遣送条例，是保护公民权利的著名案例。

　　都说女律师是聪慧多彩的，王爱民也不例外。她不仅是职场上的“女汉子”，也是贤惠温柔的“弱女子”。尽管她在谈判席上、法庭上步步为营、掷地有声，工作之余闲遐之时，她就会在家露一露厨艺陪伴家人，或者外出旅游。王爱民说自己的爱好是旅游，她会严格区分旅游与度假。她喜欢的旅游，是对各地人文历史，文化习俗等的观察。十多年来，她去了40多个国家，几乎没有住过5星级的酒店，基本上是住Hostel(类似国内的青旅，但其没有45岁的限制)、住民宿。在Hostel你能遇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大家坐在起居室分享所见所闻。有些店家还提供当地的特色的酒精类饮品，让大家聊的更轻松及营造舒适的氛围;民宿也让她有着不一样的体会，比如在萨拉热窝的民宿，与女主人喝着波斯尼亚的特式咖啡，早餐吃了一个上午。聊她的家园，她的民族，她的国家，聊她所经历的战争。这一切让她着迷。谈起律师职业给自己带来的改变，王爱民最愧疚的就是错过了两个女儿成长期的陪伴。

　　未来三到五年，王爱民的计划就是想沿着摩西出埃及记的路，从埃及走到耶路撒冷，去看看城墙所围绕的老城、哭墙和圣殿山;想去雅典住一段时间，去研究一下影响了整个西方世界的古希腊文明;还想去海牙读个国际法的课程，毕竟海牙是世界法律之都，是世界各地法律人追逐的殿堂。

　　作为一名律师，王爱民知性、自信。她不仅拥有中山大学法学学士、澳门大学法学学士、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硕士等学位，而且担任澳门商标协会会长、澳门知识产权研究会理事长、中国内地-澳门-葡语系国家法律服务联盟副主席、澳门“一带一路”法律服务联盟秘书长、巴西•中国澳门实业协会理事、中葡企业家联合会中方理事会理事、广东省律师协会港澳台侨及外事工作委员会委员、珠海市律师协会知识产权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国际保护知识产权协会(AIPPI)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常设委员会(ADR)委员、广东省海外知识产权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等众多社会职务。

　　作为一名女性，王爱民自尊、自爱。她喜欢时尚，力求着装尽显职业特色。她喜欢旅游，走遍千山万水感悟人生百态。她游刃于家庭与事业之间，既是一名胜任的执业律师，又是一位称职的家庭主妇，为求得两全齐美，她乐此不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