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保诚集团CEO谭天忠离职的消息一经传开，该公司市值旋即缩水近20亿美元，而其新东家瑞士信贷的股价则飙涨7%。与上述数字相比，谭天忠高达1300万美元的薪酬似乎不算什么。在人才竞争白热化的今天，人们应该更加关注华尔街金融高管对公司和股东所做的贡献，而不是孤立地揪住他们的薪酬不放。

瑞士信贷新CEO谭天忠

　　银行家的薪酬一直受到满怀妒意的关注。如果你想在引文词典中找到对银行家价值的正面评价，恐怕穷尽一生也找不到。

　　自从全球金融危机在2008年爆发以来，这种关注和抱怨就不断加剧。随着大部分经济体正在逐渐走出衰退，这场争论也变得更加激烈：一些人声称，所谓的薪酬通胀预示着华尔街的鲁莽行为再次抬头，而正是这种轻率之举导致房地产市场在2008年轰然塌陷，它还说明监管不力——大部分人都认为严格监管是一件“好事”。

　　我认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银行家的薪酬一直都很合理。大多数批评者的衡量标准并不正确，或者说他们根本就没有审视衡量标准。比如，英国保诚集团首席执行官谭天忠上周二离职的消息，导致该公司市值缩水了接近20亿美元。为什么？因为许多人认为谭天忠在这个位置上做得十分出色，保诚集团的股价缩水恰好证明了他的价值。而谭天忠离职后加入瑞士信贷的消息一经披露，该公司的股价即刻上涨了7%。谭天忠的薪酬待遇并未公布，不过据说他前任的薪酬为9100万美元。相比之下，谭天忠2013年在保诚集团的薪酬仅为1300万美元。我们可以推断，对于保诚集团而言，由于难以提供足以媲美瑞士信贷有可能开出的薪酬，任何想要挽留他的想法都会变得难以启齿。

　　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因素。一位备受尊敬的首席执行官的酬劳，总是与股价表现挂钩的。为一家市场估值偏低，或是一家CEO认为自己能做出重大贡献的企业工作，也是很有诱惑力的，这一点不容忽视。在谭天忠的案例中，他或许认为自己在保诚集团的使命已经完成。非常令人好奇的是，宣布跳槽前，瑞士信贷是否为他开出了与股价挂钩的薪酬基准。

　　从根本上来说，市场是由信仰和认知所决定的。想想这个简单的等式：“认知－现实=企业价值。”如果市场对公司的估值一下子降低了20亿美元，那么高管的“价值”显然是其薪酬的好多倍。在谭天忠的案例中，股价的下跌幅度甚至是他薪酬的15倍。对持有股票的股东来说，首席执行官突然变得极具价值。

　　我们很容易发现是什么促成了嫉妒和批评的声音。从外行的角度看，数百万美元的薪酬总是显得过多。而找个令人感动的参照物（人们经常以护士、救火队员或警官的薪水作为比较对象）非常容易。但这种第一印象的“分析”没有考虑到任何有意义的参照环境。为了带领公司进军新市场，首席执行官已经采取了什么措施？分析家如何评价公司的股票？在他们的任职期内，股价表现如何？在他们上任前，股价又表现如何？

　　在我的公司，我们十分关注个人的投资回报率，并在公司资产负债表上单列出高管的影响力，以评价他或她是否适合从事目前的工作。这是一种有用且有益的方式，可以消除情绪因素，用十分务实的方式来评估一个人的价值。

　　银行、基金会和其他金融机构的首席执行官要面对来自具备竞争力的同事、董事会、股东和媒体的强大压力。在一位极其专业的首席执行官的带领下，一家实力强劲的金融部门能够影响广泛的经济活动、带动投资、推动税收收入，进而促进公共部门投资。

　　在这场关于高管酬劳的大辩论中，另一个被忽略的因素是市场就是市场。在过去，高管招聘的范围通常局限在一国之内。而如今，各大公司都在全球各地物色人才。就像主要金融市场一样，寻找和安置人才也在承受着巨大的竞争压力。一切事物、一切人都是有价的——在这样一个“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世界上，任何试图抑制高管财富的做法都是行不通的。如果我们给薪酬设置上限，或采取其他方式对高管薪酬加以限制，那就会给我们自己的金融机构带来危险，那些全球领先的金融机构，将会由二流甚至三流的高管来掌舵，这会衍生许多风险，进而为整个经济带来严重后果。

　　在我看来，我们最好还是撤回镜头，从更广的范围看看这些金融高管对他们公司的贡献，而不是孤立地揪住他们的薪酬不放。

　　高管离职导致股价降低的案例还有许多。约翰·邦德先生在2006年6月离开了汇丰银行控股公司，自那以后，该公司在亚洲经济繁荣的情况下，股价依旧下跌了50%，在一次又一次危机中艰难前行。而在华尔街和伦敦以外，也有其他的例子。英国顶级零售商特易购自从德高望重的特里·利亚离职后，也遭遇了股价跳水。安吉拉·阿伦茨在2014年离开了博柏利，导致该公司市值猛跌8.05亿美元。哈利特·格林在2014年离开了航空公司托马斯·库克，也致使公司市值缩水了5.41亿美元。

　　因此要给招聘人员、监管人员、股东和评论员提个醒：“减少高管薪酬支出，并不意味着你的收益就会多一点。”（财富中文网）

　　作者马丁·阿姆斯特朗是金融服务高管研究公司Armstrong International的董事长。他咨询的范围包括公司文化和人才问题，也是许多全球顶级首席执行官和政治家的职业生涯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