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永光: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希望工程创始人

　　读卢德之《资本精神—人类文明协同发展的力量》，不啻于让我们跟随他“从资本与道德永恒博弈”的话题中，徜徉于人类经济、社会、哲学、宗教、文化及其他国家、民族的历史长河，先哲们的精彩思辨、隽永思想与智慧结晶扑面而来，蔚为大观。德之以其人生感悟与独具慧眼的视角，信手拈来，支持其资本精神的理论体系，达到了理论创新的高度，实乃“站在伟人肩膀之上”的摸高之作。读完此书，“商道茫茫，德之所系”的感慨油然而生。

　　与德之相识于汶川地震之前的2008年年初，德之请我到他即将成立的华民慈善基金会驻地北京西总布胡同13号聊天。进得这个深隐于闹市的豪华四合院，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照壁上的一行题字：“拼命地挣钱、拼命地省钱、拼命地为神圣事业而花钱”。德之介绍，这是他的座右铭。在古风考究的红木椅坐定后，才知道他不仅是一位由官员转型的成功企业家，也是一位学富五车、形成了自成一家的资本理论体系的思想家。我们讨论的话题很广泛，多在一个频道上。但他很低调，不想在公益行业抛头露面。只是在这一点上，我表示不赞同。面对民间公益的羸弱现状，这个行业需要一位高调的卢德之。

　　5·12汶川地震发生，让我有理由请他一起出阵，虽然他已经在第一时间跑到地震前线参与救灾。我们一起到地震灾区的时候，那里的余震还频频发生，德之反应很大，为此头晕吃不好睡不安。回到北京，5月20日，他立即启动华民慈善基金会。这个出资2亿元的基金会成为当时国内规模最大的非公募基金会。他的目标是建设一个有规模、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慈善基金会。看来，是汶川地震打破了德之“大隐于市”的如意算盘。他打算高调起来，不为别的，只因中国民间慈善发展的呼唤，他意识到自己有责任引领富人慈善，更重要的是要用自己的行为践行他的“资本精神”。

　　德之给自己设定的慈善之路很清晰：华民基金会将企业的财富以阳光方式投入社会，要做规模化、规范化的非公募基金会;未来他将设立自己的家族基金会。作为全球家族慈善圈的中国成员，他要学习洛克菲勒家族财富的慈善传承。作为计划的一部分，他已让女儿到美国罗格斯大学学习慈善专业;今年，在华民基金会成立7周年之时，湖南卢佳祥慈善基金会正式启动项目，这是以卢德之父亲之名命名的基金会。

　　在德之正式宣布捐建百亿家族基金会的那天，我说：“企业家做慈善，捐大把钱，用大把时间，还有自己的理论体系，三者兼具的慈善家，中国惟卢德之一人”。《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后人谓“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德之的“三兼具”与古人的“三不朽”颇为神合。

　　研究德之的“资本精神”理论需要必要的知识准备，评论它则需要很好的理论功底，这并非我之所长。但读这部著作，有两条主线和一个基本思想脉络贯穿始终，让我印象深刻，获益良多。这就是围绕资本演进的西方文明与中华文化的两条主线，资本与德行互为依存、永恒博弈，商道茫茫，德之所系的思想脉络。

　　德之坚信“同古老的资本一样，资本精神也是古老的人类精神之一。资本产生于人类童年，资本精神也同资本一样伴随着人类成长”。于是，他从三个方面去寻找：一是到世界各个民族、各个国家最优秀的道德精神、道德文明中找;二是到人类长期积累起来的最优秀的文化宝库中找，包括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佛教文明和中华文明瑰宝中找;三是到人类以往和现在的经济社会活动，特别是市场经济伟大实践中去找。

　　从这部书中，我们可以得窥古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的经济思想，《旧约》《新约》以及新教伦理中的资本道德精神，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等近代著名的经济学家的市场理论，还有马克思、恩格斯开创资本研究新阶段的《资本论》以及克劳德·昂利·圣西门、夏尔·傅立叶、罗伯特·欧文三位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奠基人的思想;还有英国经济学家艾尔弗雷德·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为标志的新古典经济学……

　　被誉为西方经济学“鼻祖”的亚当·斯密，其奉献给世界的伦理学著作《道德情操论》和经济学著作《国富论》，给德之的“资本精神”理论提供了大量的营养。“道德”与“私利”如何可以“和平共处”?有一段常被世人引用的亚当·斯密的话：“我们所期盼的晚餐并不是靠博得肉贩、啤酒商或面包师傅的同情心而来的，而是他们对他们自己的利益追求而来。我们填饱肚子的方式，不是诉诸他们的同情心，而是希望他们自爱(self-love)，也不是诉诸我们的处境，而是诉诸他们的利益。”简而言之，人人为己的同时也满足了他人和社会。一言以蔽之，就是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德之的“资本精神”理论，与1994年在瑞士小镇考克斯召开的圆桌会议《考克斯圆桌商业原则》所主张的“拥有经济力量的道德责任感的存在”之“道德资本主义”，马修·比索普关于“通过对资本与慈善的平衡来利用资本主义的力量”之“慈善资本主义”，以及比尔·盖茨2008年在达沃斯会议上提出的“创造一种新的制度体系：一是赚钱盈利，二是改善那些无法充分享受市场经济益处的人群的生活”之“创造性资本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妙。其难得在于，德之之“资本精神”，属于“中国制造”。

　　在研究古典与近、现代经济学理论时，我们往往忽略乃至于鄙视中国的商业文明传统，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是重本(农)抑末(商)的，“士农工商”商为末;抑或把孔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和朱熹“存天理，灭人欲”曲解为儒家思想的本质。诚如德之所言“资本精神在儒家那里吸取的营养是失衡的，平衡的一头重，发展的一头轻，以至成为影响商品经济发展、影响资本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德之对于中华商业文明史中关于资本理论经义及其义利之辨的梳理，非常全面缜密。他介绍了与古罗马、古希腊文明、释迦牟尼同处于人类文明“轴心时代”(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认为：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的孔孟道墨管仲诸子百家的经济思想，还有司马迁的《货殖列传》。在这部古代商贾传记加经济学专论中，司马迁列举的商贾就十多人，他最称颂陶朱公，就是集政治家、商圣与首善于一身的春秋时期越国大夫范蠡。读者不妨从德之原著中去细细研读。

　　德之把这些基于人性的、亘古不变的“利他”与“利己”的博弈，概括为“资本精神的作用：发展的动力与平衡的机制……发展的动力是生机和希望，也是权利和尊严，资本具有发展的本能;平衡的机制是引导人们追求社会公平正义、追求和谐与进步、繁荣与发展”。我深以为然。

　　不夸张地说，德之对现代社会最大的理论贡献是他提出的“共享主义”。他说“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共产主义，从本质上说应当就是共享主义”。几年前，在我主持第四届非公募基金会论坛年会时，德之发言称“富人财富不共享，就可能会被共产”，对于这种极具“中国特色”的话语我并不苟同。“均贫富”、“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思想，抑制了中国商业文明发展几千年;改革开放之前的人民公社大锅饭、特别是给中国人民带来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我们更是记忆犹新，不堪回首;历朝历代对于财富的不尊重伴之于杀富济贫，在毁灭财富的同时毁灭着人类优秀文化和财富家族的文明传统。这些教训我们不能不记取。中国绝对不能让“共产风”重现!当然，我懂得德之，他是以“自残”作为批判之矛，抑或是盾。

　　由信息技术革命引发的市场创新，以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环境问题的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潮流，两股力量合流，引发了人类文明万年史未有之社会变革与创新。人类社会由农耕社会到以蒸汽机诞生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经历了数千年;由第一次工业革命到以电力的广泛应用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用了一二百年;而以信息技术发展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和以绿色产业与人工智能为标准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前后衔接不过几十年，这两次工业革命所引发的社会变革创新完全是颠覆性的。这种颠覆性，包含着“零边际成本”的“共享经济”与“共享社会”的出现。德之的“共享主义”，是我最早了解到的关于“共享”的理论，不能不说德之是新时代“共享”理论的创立者之一。

　　我和德之共同的朋友、洛克菲勒家族第四代掌门人佩吉·杜拉尼说，“卢德之博士将现代慈善诠释为资本与共享强有力的结合，使我们想起人性的爱不仅是慈善的书面内涵，更是其真正意义，如果我们不相信或不认同人与人的共生关系，我们将无可避免地限制我们创造改变的可能性。卢德之博士用他的文字激励、号召我们行动起来，竭尽所能。我非常认同他的观点，即应该把我们的目标与行动立足于共同的价值观与互信上，这样我们才能回归文明的灵魂，创造一个美好的明天。”(引自《中国慈善家》杂志)。

　　佩吉对德之的评论很精准，谨以此作为《资本精神—人类文明协同发展的力量》序的结语吧。